关于时代周报《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的非官方说明（节略）
彭晓芸 @ 2009-8-8
本声明在我的天涯博客存在了一夜，首先是被关闭评论，今天则被彻底删除了。大人欺负小孩，还许小孩哭几声呢，现在有人把我们当聋哑儿童。
我终于学会了翻墙，学会了用牛博国际，感谢人民，感谢人民网。
关于时代周报《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的非官方说明
2009年08月05日15:38，人民网在其网站的头条位置挂出一篇署名为记者"唐维红、张玉珂、常红"报道文章，标题为：《一组虚假数据是如何在网上网下以讹传讹的？----关于"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调查》（以下简称"调查"）。
该篇报道指出,《时代周报》6月29日刊发于评论专叠C12舆情版的文章《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引述的一组数据涉嫌虚假，被某些不负责任的网站转载、转帖、"简化"走样后，最后导致"在网上网下流传，以讹传讹"。报道指出，本报记者韩洪刚未经采访而引述政协委员蔡继明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造成不良影响。
本报刊发该篇述评的由头，是今年6月19日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2版正式发表的一篇报道，称有政协委员指出"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本报记者就此向该文中提到的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电话采访求证过。经编前会认真讨论，本报采信了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的这一说法，并作为述评的新闻由头。由于本报述评已在6月29日见报，《人民政协报》7月1日2版相关"更正"，本报并不知情。
本报文中提及的数据"亿万富翁91%是高干子弟"出处源自新华网转载《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20日A20版的文章《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知名经济学家、教授赵晓。赵晓文章刊登在权威的《上海证券报》上。
四、本报述评文章《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的由头来源于国家权威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编发时并经过了仔细核对。
舆情版责任编辑彭晓芸提交该选题的依据是，6月19日《人民政协报》正式发表的报道称有政协委员指出"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基于对政协机关报这一权威媒体的信任，时代周报编前会认可了该选题。
记者韩洪刚查实，6月19日《人民政协报》确实刊载了该报记者雷新的报道，眉题为"刘慕仁、郑楚光常委与蔡继明委员共话财富'集中度'"，主题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提到----"'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奢侈品最大的市场。'"蔡继明委员说。
(网址：http://epaper.rmzxb.com.cn/2009/20090619/t20090619_258656.htm)
6月24日，记者致电蔡继明委员求证，蔡当时正在石家庄出差，确认自己在政协会议上说过这个数据。记者追问数据来源提到的"中国权威部门"是什么部门。蔡继明表示："是公开数据获得，具体哪里记不清了"。
至于《人民政协报》随后于7月1日重新发表声明，表示蔡继明提到的报告不是"中国权威部门"，而且国外的一份调查。但这已经是在本报文章见报之后的事情了，作为评论性文章，而非报道，本报只是基于已经见报和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评论，引述权威纸媒的见报文字进行评论，这完全是国内外新闻媒体操作评论文章的可行性方法，无业务上的瑕疵可言。
否则，当下所有的媒体都无法操作评论版块的文章了，因为当前国内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除了本报评论员，多数是学者和专业时评家，他们不是记者，写作评论文章的依据从来就是纸媒的见报文章，也无需对这些见报文章的信息进行核实，否则，恐怕没有学者和时评家敢于从事这个"危险的行业"了。
五、本报《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相关数据皆有权威出处，故而转引。标题制作上力求平实，并无哗众取宠之意。
《时代周报》C12版舆情版属评论版块，评论选题要求是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事实，一般媒体并不会对此进行重复核实调查，但《时代周报》本着更加严谨认真的态度，在某些重大题材的评论均由本报评论记者操作，以便在述评中加以采访，对新闻事实和信息源进行核实。
就"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这一题材，《时代周报》记者核实原始出处后，又在公开的权威媒体──新华网、上海证券报搜集资料，同时还补充采访了权威专家。
文中所提"亿万富翁91%是高干子弟"出处源自新华网2006年10月20日转载同日《上海证券报》A20版的文章《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该文提到：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0/20/content_5227379.htm)（注：新华网心虚了，这几天把文章删了，请用快照看）
91%的数据来源即上述两权威媒体的公开披露。此外，时代周报记者还通过电话采访了研究中产阶级著称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文中涉及周晓虹的直接引语系其观点并经其同意刊载。
20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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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
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日期:2009-06-19 雷新
本报讯 (记者 雷新)收入问题牵动人心，财富问题则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近几年，随着富豪榜的纷纷出台，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受到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
"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奢侈品最大的市场。"蔡继明委员说。
蔡继明说，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当然不是要"杀富济贫"。他注意到，我国目前的个税起征点是2000元，还有很大上调空间。
"个税起征点是一个小税种，本身对财富的集中不会产生影响。但是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惠及部分中低家庭，尤其是部分个体商户，本身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家庭，这已经减轻了社会负担。"蔡继明说。他还建议适时改革财产税中的遗产税制度。"目前，我国的第一代富翁应该准备向下一代转移遗产了，但是收入的不公平不应该一代代相传，要适时提出遗产税，缩小收入差距。"
刘慕仁常委提出，当前我国的分配格局存在地区、行业和贫富三大差距。其中贫富差距的社会影响最大。在贫富群体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甚至互相仇视的现象。这是由我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引起的自然现象。对此，刘慕仁建议，在制度上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问题；建立制度保护合法财产，同时鼓励富人资助穷人。"在调整贫富差距的同时，还要注意杜绝腐败的发生。"
郑楚光常委特别提到"高管年薪"的问题，他对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中有些高管把直接收入变成了自己的福利待遇表示不满，他说，应该把打破垄断作为调整分配关系的一个典型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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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一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
赵晓
上海证券报
来自"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说，在对"官员腐败活动"、"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上述现象的评论"和"说不清楚"5个选项的问卷调查中，认为"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占26%；认为"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只占6%。这表明，中国社会公众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让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员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而前者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
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越位最直接的体现是官员腐败，Shleifer和
Vishny对于腐败的定义是，政府官员通过出售政府财产来换取个人受益活动。亨廷顿则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
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的加剧，可分为表面上的原因与机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两点：腐败（寻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并未相应提升，廉洁的机会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并未相应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两点，在转轨时期未能相应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未能建立起一套奖励与惩罚官员行为的机制。
权力腐败在中国日益加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寻租"活动的金额越来越大，高官贪污腐败（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案例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1998年至2006年已经定案的部分落马的高官从厅局级到部级乃至更高的领导人，一应俱全。然而，中国腐败官员被法办的概率不容高估，因此能够被世人所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而且照这个趋势估计，倘若政府不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
我们还发现，2004年以来涉案的省部级干部数量下降，但是金额却反而上升。与此形成对应，虽然涉案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数量有所下降，但是涉案的厅局级干部却以稳定的幅度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权力腐败有逐渐下沉的趋势，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权力和影响力的扩大，缺乏监督机制的地方官员攫取制度外租金的动力非常强烈。
还得补充一点，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估的。由此可以看出，官员收入的高涨，其与普通公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是当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或者说是权力寻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权力资本化导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阶层的收入与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阶层之"特殊"，根源就在于权力，而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阶层很轻易地获得巨额收入，致使社会两极化的鸿沟越拉越大。（作者：赵晓/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
（作者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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