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5日星期三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 于 09-8-1 通过 www.yilubbs.com
>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 (*北京时间2009年7月3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
> 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
>
>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
> 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
> 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
> 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
> 。
>
> 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
> ,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
> 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
> 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
> 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
>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
> 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
> 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
> 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
> 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
>
> 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
> 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
> 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
> 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
> 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
> 让人昏昏。
>
>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
> 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
> 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
> 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
> 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
> 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
> 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
> 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
> 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
> 没有变。
>
> 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
> 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
> 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
> 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
> ,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
> 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
> 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
> 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 。(boxun)
>
>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
> 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
> 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
> 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
> 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
> 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
> 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
> 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
>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
> 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
> 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
> 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
> 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
> ,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
> 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
> 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
> 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
> 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
> 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
>
> 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
> 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
> 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
>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
> 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
> 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
> 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
> 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
> 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
> 服。(博迅)
>
>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
> ,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
> 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
> 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
> 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
> 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
> 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
>
> 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
> 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
> 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
> 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
> 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
> 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
> 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
> 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
>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
> 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 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
> 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
> 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
>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
> 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
> 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
> 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
> 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
>
> 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
> 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
> 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 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
> 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
> 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
> 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
>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
> 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
> 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
> 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
> 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
> 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
> 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
>
>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
> 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
> ,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
> 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
> 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
> ,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
> 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
> 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
>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
> 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
> ,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
> 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
> 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
> 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
> 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
> 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boxun)
>
>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
> 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
> 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
> 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
> 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
> 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
> "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
> 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
> ,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
> 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
> 、非选举的,都没有。
>
>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
> 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
> 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
> ,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
> 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
> 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
> ,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
> 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
>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
> 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
> 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
> 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
> 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
> 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
> 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
> 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
>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
> 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
> 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
> 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
> 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
> 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
> 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兴调查
> 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
> 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
> 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
>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
> 。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
> 、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
> 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
> 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
> 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
> ,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
> 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
> 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
> 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
> 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
>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
> 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
> 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
> 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
> 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
> 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
> 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
> 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
> 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
> 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
>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
> 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
> ,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
> 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
> 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
> 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
> 时候能够打破呢?
>
>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
> 。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
> 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
> 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
> 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
> 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
> 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
> 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
> 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
> 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
> ,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
> 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
> 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
> 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
> ,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
> 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
> 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
> 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
> 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
> 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
> 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
> 。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
> 行的。
>
>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
> 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
> 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
> 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
> 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 日的一些事情,印
> 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
> 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
> 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
> 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
>
> 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
> 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
> 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
> 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
> 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
> 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
> 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
> 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
>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
> 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
> 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
> 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
> 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
> 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
> 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
> 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
> 有搞清楚。
>
>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
> 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
> 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
> 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
> 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
>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
> ,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
> 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
> 《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
> 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
> 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
> 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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